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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朝建立者和都城是什么？

1、政权

吴国（222年5月23日—280年5月1日），三国之一，是孙权在中国东南部建立的政权，国号为“吴”，史学界称之为孙吴。由于与曹魏、蜀汉呈鼎立之势，所统治地区又居于三国之东，故亦称东吴。

孙吴是三国之中历时最久的国家，历四帝，共52年（自公元222年算起则为59年）。魏黄初年间，孙权名义上依附于曹魏，并受封吴王。

黄龙元年（229年）5月23日，孙权在武昌（今湖北鄂州）称帝，孙吴正式建国，随后迁都建业（今江苏南京）。

黄龙二年（230年），孙权派卫温、诸葛直率“甲士万人”航海到台湾（时称夷洲），这是我国的政治势力第一次达到台湾。

孙吴领有汉末扬州与荆州大部地区及交州全境，后分交州东北部为广州。孙吴大力发展经济，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天纪四年（280年）5月1日，孙吴亡于西晋，标志着中国汉末三国以来割据局面的彻底结束。

2、建立者

孙权（182年－252年5月21日），字仲谋，生于下邳（今江苏徐州市邳州）。父孙坚，自称为春秋时大军事家孙武之后。其兄孙策遇害后，孙权承父兄之业，保有江东，成为一方诸侯。

曹操表权为讨虏将军，领会稽太守。孙权先后两次出兵镇抚了山越，稳定了江东六郡的局势。208年，率大军亲征黄祖，夺得江陵，复与刘备联合，获得赤壁之战的胜利。

221年，刘备为报关羽之仇，亲率大军伐吴。孙权一方面以陆逊为大都督迎战，一面向魏文帝曹丕称臣，被曹丕拜为吴王，次年三月大破汉军。252年病逝。

东汉建安十五年(210年)刘备去拜访孙权，经过秣陵时再次力劝孙权定都与此。孙权正式把自己的权力中心迁到秣陵，并改名建业，由此揭开了南京历史的新篇章，东吴也成为第一个在南京建都的政权。当时的东吴是中国最叱咤风云的一方豪强，势力范围遍及今天的中国南方地区。东吴大帝孙权开创的一代霸业成为中国历史不可抹去的浓浓一笔，而南京则是他留下的最大遗产。

　　孙权定都南京后，为了巩固城防的需要，在秦淮河的入江口修建了石头城。南京“石头城”的别名由此而来。早期的建业城并没有城墙，仅有竹篱笆，后来夯土筑墙，而城门也还是用竹篱编成。遗址在今南京玄武湖南岸。

周文王的伯父太伯，首都前期位于梅里，即今无锡梅村，后期位于吴，即今江苏苏州。

吴国，是周朝的周王族诸侯国，相传始祖为周文王的伯父太伯，姬姓，存在于长江下游地区（约公元前12世纪―公元前473年），也叫勾吴、工吴、攻吾、大吴、天吴、皇吴。

吴国国境位于今江苏、安徽两省长江以南部分以及环太湖浙江北部，太湖流域是吴国的核心。国都前期位于梅里（今无锡梅村），后期位于吴（今江苏苏州），是春秋中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。吴王寿梦时期，吴国开始联晋反楚，国力日益强盛，至吴王阖闾、夫差时期，国力达到鼎盛。

吴国鼎盛时灭亡淮夷、徐夷、州来、巢、钟离、钟吾、邗等一众东夷之国和楚国属国而疆域大为扩张，成为东南霸主。

吴国还曾击败郯、胡、沈、陈、许、蔡、顿、鲁，吴破楚入郢之战攻入楚都迫使楚国迁都，夫椒之战南服越，艾陵之战北败齐，黄池之会会盟晋。

吴钩是冷兵器里的典范，充满传奇色彩，历代文人写入诗篇，成为驰骋疆场、骁勇善战、励志报国的精神象征。

吴国有季札通习中原礼乐。有孙武、伍子胥等名将，诞生《孙子兵法》，开凿邗沟（今京杭大运河）。出如火如荼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典故。前473年，越王勾践复仇吞并吴国。

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是如何走向没落的？

你知道中国的第一家银行是什么吗？是光绪年间的大清银行户部，还是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？要我说都不是。你现在去山西平遥的中心，可以看到一条南大街，或者你可以叫它中国“华尔街”，因为它曾控制着全国一半以上的经融机构，而就在这条街的附近，你能找到中国银行的鼻祖——日升昌。

日升昌成立在道光三年，那他是干什么的？发钱票。在明清时期有十大商帮，山西晋商是其中比较有名气的。那时候就有很多商人在京城和山西之间做贸易，这来来回回就要运银子，路途遥远成本很高，而且还有被麻匪劫的风险。所以有人想了个办法，这人叫雷履泰，是京城染料供应商的头头。他家的颜料庄西裕成在北京开有分店，所以就跟在北京的乡里乡亲说，可以先把银子交给分店，等到达山西后，凭借收据在总店兑换银子，期间只需要一点点车马费就行了。没想到这个提议一发出，一堆晋商蜂拥到西裕成存钱，因为票据跟银子比起来实在是太方便了，而且就算被劫了，土匪也兑换不了。雷履泰是个精明的人，这里面的商机自然被他嗅到了，后来他一咬牙索性把颜料庄关了，专心干票号生意，银行鼻祖日升昌开业了。

可能有人不知道票号是什么，跟钱庄有什么不同吗？区别大了，不止南北方的差异，更是业务。票号主营把银子换成票子，把票子换成银子的汇兑。而钱庄呢，是把铜板碎银换成银子，或者把银子换成铜板，两者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。

日升昌的初期业务其实很简单，不生产钱，只做钱的搬运工。但后来雷履泰发现，来回两地运银子太麻烦了，如果客户能提前把银子存在票号，要用的时候直接给你开银票不是更方便吗？而且随着日升昌在晋商群体中的名号大了起来，也经常有资金遇到困难的商人找老雷借银子，不对，应该说是借票。对于这种人，票号会提前给他们开票，在还上的时候收一部分利息，可以看出来，这时候的票号已经有了银行储蓄和借贷的雏形。

开票号是一门很赚钱的生意，有多赚钱呢？清朝时期山西平遥的票号控制了超过全国一半的流通白银，极盛时期的兑银总数高达4亿两白银，光每年发给日升昌股东的白银分红就超过5万两。在百余年的历史中，日升昌的脚步踏遍了全国全国，利润超过100亿人民币。而且不仅仅是日升昌，山西的其他商人也开始效仿建立自己的票号，平遥、太谷、祁县三足鼎立，与此同时，山西票号成功走出国门，在日本、印度、南洋都有海外分号。票号的出现让晋商成了名符其实的天下第一大商帮。地处北方偏僻一角的“平、太、祁”三县一举成为中国金融业的“金三角”，而平遥城中心的一条长200余米、宽5.1米的的青石板大街上林立着十多家名声显赫的票号，这里就是帝国的金融心脏。

盛极一时，崩坏也是转瞬即逝。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，山西票号帝国崩坏的连瓦砾都不剩，这期间到底经历什么？中国金融业的未来又在哪？

二、

山西平遥的日升昌曾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，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，在世百年间创收利润高达白银1500万两，是山西更是清王朝的奇迹。但仅仅在十年间，历史就将其淘汰，它究竟经历了什么？

其实去过山西可能会知道，平遥古城有大大小小的金库，规模堪比国库。日升昌之所以能赚这么多钱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搭上了清政府的贼船。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，江南航路几乎被太平军垄断，江苏和福建的贸易也因为战乱开始歇业，南方没税收了。尤其是在南北断绝之后，收上来的一点税负也没办法向京城运输，可朝廷需要钱啊，打仗需要钱啊，怎么办呢？找票号借吧，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以自己的税收为担保向山西票号借钱，对于票号来说，能跟朝廷搭上关系那可是笔大买卖，参与官府融资那是什么？那是满满的油水。而且不光是地方官府，甚至连皇帝都亲自下旨向票号借钱，两者越关系越缠越深，票号从此披上了官商经济的外衣。

清政府的最后十年，也是票号发展的黄金十年，《辛丑条约》签订，慈禧将赔款的10亿两白银全部交给票号汇兑，各省每年也把应交的赔款给到票号，再由票号交付汇丰银行。

这种公款汇兑业务，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呈几何形的增长，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，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，各地设31个分号，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，只不过这份钱赚的是家仇国恨。

十九世纪末是山西票号的鼎盛时期，但也是西方列强由商品扩张转为资本扩张的时期。中国票号与西方银行不期而遇，深居内陆的山西与正在崛起的上海搭起了金融擂台，只不过这一次山西票号败了，败得一塌糊涂。从鸦片战争之后，外国资本疯狂涌入中国大地，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，其中就包括一批吸血的商业银行。他们把山西票号汇兑官款的业务抢走，又提高存款利率把民众的存银掠走。一些年轻的票号经理要求改革，但当家的和大掌柜长期居于山西老家总部，固守官商经济的老派作风，他们感受不到社会变革的潮流，以往的经验成了故步自封的体制枷锁。随着清政府的崩塌，山西票号一起埋葬进了历史长河。但事情结束了吗？中国金融业在列强的蚕食下消失殆尽了吗？

三、

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庙堂瓦解，王公星散，以公款业务为支柱的票号生意顿时断流，曾经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国的殉葬品。在列强的蚕食下，中国金融业的故事结束了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没落的清王朝在崩坏之际播下了一颗未来之种，中国银行的命运还在风中缥缈。

由于西方经济长年侵略、加之国内经济衰败，建立在中国薄弱市场上的民营经济已濒临破产，举步维艰。借助大清银行的残存资金，1912年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一纸手令，大清银行改名中国银行，成为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。

民国初期，经济环境相对宽松，各种外资银行和民营银行同步发展。但是生不逢时，混乱的政局导致银行业逐渐呈现一种野蛮生长的畸形姿态。除了官立银行之外，众多私营银行也进入快速成长期，形成了“北四行”、“南三行”、 “小四行”。而且这些银行都有自己印发钞票的权利，货币制度混乱不堪。等到了抗战和内战时期，国民政府的金融系统濒临崩溃，到了内战后期，国民党废弃法币，发行金圆券，金融体系因货币急剧贬值彻底崩坏。

自从被洋人的炮火打开国门之后，中国的银行业一直在黑夜中风雨飘摇，但随着内战胜利号角的吹响，银行业终于迎来久违的曙光。1948年，中国人民银行成立，开始发行人民币，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国民经济开始稳定恢复与发展。1978年改革开放，政治金融分离，1983年银行改革，央行商业银行分家，1933年，国家成立政策性银行，1995年四大行改革，从此银行之间再无边界，旧时代的金融体系已然瓦解，科学的银行系统完成搭建。

中国银行百年飘摇，从山西票号出现，到央行四大行体系成立，百年间，中国银行用血泪告诉世人，弱国无强商，不进取就要挨打。当年的山西票号真的没有翻身的机会吗？不，整整有五次。1897年，清廷提出与晋商合办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；1903年，袁世凯的天津银行官号，邀请山西票号参加；1904年，大清户部银行筹建，邀请晋商入股；1908年，户部银行改组，再邀晋商入股。1908年，“蔚泰厚”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筹组晋省汇业银行。但山西票号的回答呢？拒绝，拒绝，还是拒绝。

鸦片战争时代，隆隆炮声震醒了东南沿海，而身处内陆的山西票号却慢了半拍。洋商随洋枪洋炮而来，西方商人的经营方式，也让东南财团大开眼界。像宁波商帮，早早就效仿洋人，办厂积累工业资本，而山西商人却还在墨守“以末致富，以本守业”的成规，买房置地成就座座山西大院。

是什么蒙蔽了晋商的双眼，可能是过去成功的经验，可能是朝廷给与的红利，可能是国难财赚到的银子，可能是故步自封的迂腐思想，当然更可能是那个改革进取的决心，晋商如此，票号如此，人人亦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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